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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前 言(甘陽)
xv 導 讀(崔之元)
1 論中共政黨國家的形成與基礎
97 政治變遷與改革：中間道路
147 中國革命的闡釋：宏觀歷史與微機制
191 中國革命的價值觀
207 中國高層政治──宗派主義還是非正式政治？均勢政治還是全贏博弈？
295 略論中國政治中的宗派主義──評《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義》
319 政治研究社會科學化──評《地主．農民．共產黨》
335 革命與「告別革命」──致李澤厚和劉再復
357 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評《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
397 中國改革：摸着石頭過河
419 北京大學建校百周年祝詞

 

前言(節錄)

　　1999年8月7日，鄒讜教授( 1918–1999 ) 以八十高齡去世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芝加哥大學特下半旗致哀，以紀念他在芝大政治學系五十餘年的奉獻以及他對北美中國研究的開創性貢獻。這本《中國革命再闡釋》是鄒先生臨終前遺留下來的一部文集，鄒先生原想為這本文集撰寫一篇長篇導論以集中闡述他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但遺憾的是，由於鄒先生的瘁然病逝，這個導論終於未能完成。

　　鄒讜教授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半個世紀以上，在這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說都致力於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這部極端複雜的歷史。

　　鄒讜教授本人一生無黨無派，屬於在美國學府中渡過大半生的典型學者，但是像二十世紀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鄒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國故事」。鄒讜於1918年出生於廣州，父親鄒魯( 1885–1954 ) 是著名國民黨元老政治家並曾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職，最後於1949年隨國民黨敗走台灣；這一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無疑使鄒讜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與問題，而最困擾他的問題顯然是，為什麼曾經相當強大的國民黨最後會敗於起初相當弱小的共產黨？這一問題自然迫使他必須更深入地理解國民黨，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共產黨，而最後則促使他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置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的更大歷史視野中來把握。此外，鄒讜畢業於中國抗戰時期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他曾說：

　　「我作學問的態度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 但西南聯大的經歷同時也對鄒讜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亦即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最初本是中國親美派知識份子的大本營( 聯大170餘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 ) ，在抗戰初期亦基本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如費正清所指出，自從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就「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 而在抗戰結束後沒多久，聯大師生從反內戰的立場出發日益疑慮美國的對華政策( 西南聯大學生在1945年11月率先發表〈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以及〈致美國政府書〉等， 而當時的聯大教授費孝通等亦發表〈美國你不應該這樣〉等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之嫌」 ) ，當鄒讜1946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時，他自然無法忘懷1945年12月國民黨血洗西南聯大的「一二．一慘案」(聯大四學生被殺)，而1946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等事件，更是對鄒讜這一代知識份子刺激極深。

　　從1946年到1951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這幾年，同時也正是中國內戰爆發，最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大變動時期，不難想像，在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期。鄒讜的基本問題意識正是上述這兩個問題，即國民黨為什麼會敗於共產黨，以及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什麼會在四十年代後期從親美轉向反美。

　　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他日後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這部名著的原初問題意識。 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於最初是受由美國政治學巨擘摩根叟( Hans Morgenthau ) 主持的「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 ) 委托的研究計劃，因而從學科和體裁上講是一部嚴格的美國外交史專著，並被摩根叟盛讚為「既是宏大的史學也是最佳的政治學」( bothhistory in the grand style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its best ) ， 但對鄒讜教授個人而言，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圖透徹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步，並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後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出發點。

　　第一，他特別強調，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必須具有國際政治的視野。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內政治強烈地受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動的影響，特別是受美國、日本、俄國在東亞爭霸形勢的制約。他不同意單純從中國內部因素來分析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取向忽視了二十世紀國際政治形勢的消長往往直接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消長。他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亞的基本格局已經明朗化為日本與美國的對峙，如果美國能夠較早採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從而阻止或推遲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那麼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可能將相當不同，亦即國民黨政府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持和鞏固其統治。

　　事實上我們今天都知道，毛澤東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得到新的發展機會並最終奪取政權。 換言之，日本的全面侵華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形勢的消長。而鄒讜認為，由於當時中國的極端貧弱，日本是否發動全面侵華並不取決於中、日關係，而主要取決於日、美關係。他在以後的一次訪談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動盪與發展，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來的原因。我們過去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個突出的傾向，就是對內因估計太高，彷彿什麼都是由內因決定的。我覺得中國政治受外國影響的程度比其他國家要大。當然這並不排斥內部的因素。

　　我說的外因不僅指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侵略，也不是說哪個帝國主義支持哪個軍閥( 這些僅僅是小節) ，我指的是國際政治的變化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所產生的作用。具體地說，歐美和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與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變化，引起了中國社會文化乃至經濟的整體變化。沒有這些外來的衝擊，中國的變化就不會在這種形勢下出現。外來的衝擊把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制度徹底打垮了，使中國面臨着全面危機，並產生兩種結果：一是社會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社會每個領域中的問題；一是外來因素常常決定了中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孰勝孰負，比如，抗日戰爭和國民黨統治的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關係；中蘇關係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動亂有直接關係，這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